编者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PsyCh Journal 编辑王日出在中科院之声开了一个杂货铺，铺子里有各种有趣的心理学百货。欢迎大家没事过来逛逛。

　　前段时间我去医院看病，拿药的时候突然听到钪啷钪啷的声音，持续、沉重地重复不断，循声找去，是两位警察带着一位穿防护服的人，目光往下移，看到了声音的来源——一副脚镣。后来我跟朋友说起那天的经历，朋友问我：你害怕吗？我虽然嘴上说没有，但仔细想想，当时的确“心里一咯噔”。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类似经历，也是在医院，路过艾滋病检验中心，也是匆匆走过。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但这两次的经历却说明内隐态度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境中浮现出来。

　　内隐偏见是指人们无法有意识地感知到的对于特定群体的负面态度或意见。但是内隐偏见并不同于歧视。歧视是一种外显的、有意识的、基于社会类别的对于某个群体及属于这个群体的个体的厌恶或反感。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学会对事物进行快速分类并依据分类进行判断，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古老的祖先在野外碰到没见过的人，必须快速判断是敌是友，尤其是有威胁的事物要尽快做出或逃跑或战斗的反应。这种“归类”的思维倾向和行为反应深植于基因里，是一个自动的甚至无意识的过程。内隐偏见就源自于这种先天的认知倾向，我们对于危险信息学得很快，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罪犯是危险的、艾滋病是致命的，这些将这个类别标记成“高危”，当我们一旦接触到这个信息，就会自动地（更快地）把不好的标签贴上去。

　　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经常是分离的，也就是说这两者可以相互独立，即便持有内隐态度，并不意味着会在日常中表现出来，甚至被自己意识到。当触及道德、公正等社会规范时，外显和内隐偏见常常会分离，对于老人和残疾人的外显和内隐偏见相关较低，但是种族、性取向的外显和内隐偏见相关性较高，这是因为社会规范反对歧视老人和残疾人，限制了外显偏见的表达。

　　即使不被意识到，或者认为自己“公正平等”，内隐偏向很有可能影响行为表现，甚至造成严重的结果。比如医生可能存在“男人干体力劳动，更要赚钱养家”的内隐偏向，因此更会建议男性病人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在实验中，同样的病例下，被描述成男性的病人比女性病人获得医生置换建议的比例高22%；在现实中，男性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是女性患者的三倍）；女性更容易被诊断为抑郁症也可能与内隐偏向有关。另外的例子发生在司法系统，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下，陪审团需要对嫌疑犯是否有罪进行判断，研究发现那些所控罪行与既有刻板印象相符合的嫌疑犯，更容易被判有罪（比如黑人嫌疑犯被控抢劫）。更严重的情况则是在执法过程中的内隐偏见，美国警察在执法中对黑人更不礼貌，也因为认为黑人更具有攻击性而采取暴力措施甚至掏枪。

　　内隐偏向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更为显著。距离就是一种影响因素。比如我自己的经历中，因为“亲眼见到”、“就在身边”，而能够意识到。社会距离也是如此，比如很早的一项研究中，询问白人受访者是否接受黑人。当只是询问“愿不愿意社会中存在黑人”，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认为完全没问题，但是当跟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比如黑人是邻居）或者关系越来越近（比如家庭成员的配偶是黑人），受访者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对很多人来说，我们知道歧视不对、不好，也相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但在内心深处，还是可能将某些不好的品质与特定群体联系起来。当提到某个群体，我们更容易想到这些不好的描述和特质。内隐关联实验就是做的这件事情，快速地让被试者将不同类别与某类词汇联系起来，因为要求不要进行思考、快速反应，因此人们的“归类”和“联系”是下意识的，反映的是内隐态度。比如在有关自我的内隐关联实验中，我们会更快的将代表我的词汇跟积极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这种“自我服务偏向”也会扩展到和“我”有关的人身上，比如家庭成员。如果我们对于某个群体或者某件事物抱有负面观点，那么当目标是这个群体时同时出现负面词汇，也就会做出更快的反应。这种方法常被用来测试内隐态度，也可能被用于评估态度的转变。这种内隐关联测试，对于敏感话题或者有明显社会偏向性的内容，能够避免主观报告带来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主观报告的结果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比如让自己显得更好、更“正确”）而不准确。比如在2016年《自然》（Nature）发表过一项在苏丹进行的关于反对女性割礼的文化干预研究中，研究者就通过内隐关联实验，评估宣传影片对于改变对割礼内隐态度的转变效果（对未经割礼的女性态度变得更为积极）。

　　与很多社会态度一样，内隐偏见也是后天习得的。这种学习过程并不是像在学校里的学习，而是发生在日常、无意识之间，我们小时候从什么地方偶尔接触到的信息。那么，内隐态度有没有可能被“去教育”或者“再教育”？答案是肯定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会改变人们的观点，Mahzarin Banaji是最早研究内隐偏见和内隐关联实验的研究者之一，她的实验室在很早就开设了进行内隐关联实验的网站，开始大规模收集数据。在分析了十年间（2007-2016）超过250万测试者的数据，反对同性恋偏向降低了33.5%，种族主义偏向降低了16.8%，但是也有一些内隐偏向并没有概念化，比如对于残疾人的内隐偏向，甚至有一些内隐偏向有所升高（基于面部图像的体重偏向，上升40.1%），意识到偏见的存在、多方采纳观点、“对事不对人”，都可能减少内隐偏向的影响。就像上面提到的反对女性割礼的文化干预，仅4段电视短片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根深蒂固的内隐态度，改变虽非一朝一夕，但却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