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处中西合璧式院落，位于宁波中心城区海曙区，北濒姚江，西临北斗河，单檐歇山顶结构的三开间门厅，朝向永丰路。檐下正中，悬挂着一块书有“华美苑”字样的铜字木匾。穿过门厅，一座平面呈“冂”字形的四层大楼矗立在眼前。底层条石筑基，二、三、四层青砖垒砌，大楼正中及南、西两面各开一道拱券门，大堂内方格藻井、柱头所嵌三块雀替均饰西洋风格卷草纹，顶层屋脊则装饰以中国宫殿建筑屋顶所特有的九条龙吻。

　　绕楼而行，在左翼楼南墙一角，一块嵌墙基石上，刻有“民国十五年1926”字样，这是工程奠基的时间。这块铭刻着历史的墙基石，是宁波城的老城墙石。这座规整恢宏美观、建成已近百年的楼宇，就是当年的宁波华美医院大楼。

　　根据买卖契约记载，1923年1月，华美医院以一万五千银元，买下宁波北门（永丰门）内东至官路、南至佑圣观墙脚、西至城脚马道又陈姓地、北至北门官路共十一亩七分六厘土地。从买下这一地段谋划建设大楼至今，整整一百年。

　　1843年11月11日，美国浸礼会传教士DanielJeromeMacgowan（丹尼尔·杰罗姆·玛高温）乘船经由香港、福州来到宁波。玛高温1814年出生于美国罗德岛州，曾在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就读。后来他回忆初到宁波时的窘况：“我在十一月十一日独自来宁波，在这里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对于言语更是绝对的隔膜。要聘请一个给我翻话的人也没处去找，因为那时(宁波)还没有说英语的。我初次进城的时候是在夜间，找着了一个住宿的地方，是个贩子的房子。在那里做了几天不受欢迎的客。大部分的工夫用在了竹篮子打水般地寻求住处。我觉得民众不敢接纳我。”之前，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确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1月，宁波开埠。可以想象，门户开放未久，冷不丁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踟蹰街头，宁波人自然是有好奇更有戒备了。

　　幸好，玛高温遇到了一位见过一些世面的开明商人。玛高温向商人展示了随身所带的药片药水和听诊器等小型医疗器械。商人弄明白了，这名外国人懂得医术，于是让玛高温先住到自己家。在商人家里，玛高温抓住机会给人治病。普通的伤风感冒、肠胃不适，甚至一些儿科、外科疾病，往往是药到病除，立竿见影。这样，周围的居民很快就知道来了一位堪比“神医”的“洋大夫”，渐渐对他产生了信任。接着，玛高温聘请本地人周祖濂为先生，开始学习中文；接着，玛高温在城北租借道观佑圣观的几间厢房，置办了桌椅等；接着，11月29日，他贴出布告：“玛高温，寓浙江宁波府城北门外爱华堂，讲道劝人，施药治病，最恶鸦片害人，即中国所禁者。有人真心求解，可来本堂救治。”

　　玛高温开设的这个取名为“浸礼医局”的诊所，十分简陋。他在定期撰写的诊疗报告中记述：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只能在道观的大厅里开药方、做白内障切除等眼科手术。但是，它却是宁波华美医院的源头。而宁波华美医院，则是近代宁波及浙江首家西医医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西医医院之一，开业时间仅晚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院”。

　　1844年2月，已经30岁的大龄青年玛高温暂时关闭诊所，前往当年隶属于印度的孟加拉。在那里，他同当地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妹妹Osborne（奥斯本）举行了婚礼。1845年4月，玛高温偕夫人回到宁波，买下原来租用的佑圣观的房屋，重开诊所。此后，浸礼医局从国外陆续得到一些捐赠，包括医疗器械、解剖模型、书籍、图片等。

　　当时的宁波，老百姓治病时大多使用中医药，除眼科外，信任外科手术者不多。为了使中国医师了解西医、学习西医，玛高温曾在月湖书院开办“解剖学和治疗艺术的科学”讲座。这是中国大陆最先介绍解剖学知识的科学讲座之一。1844年至1851年出版的《中国丛报》，曾多次刊登玛高温撰写的宁波浸礼医局诊疗报告节选，包括每年治疗病人总人数、疾病类型、病因分析、病人的职群划分等多项内容。例如，1848年，浸礼医局共接收病人4617人次。

　　囿于年代久远，资料有限，关于玛高温，至今尚有诸多未解的谜团。但是，玛高温把当时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舶来宁波，是宁波近代西医事业的奠基者，是没有疑问的。

　　1854年5月，玛高温还在宁波创办了一份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不定期出版的时事性期刊《中外新报》，这是宁波乃至浙江最早出版的一份中文报刊。

　　因为夫人健康状况不佳，玛高温认为有必要选择条件适宜的地方调养身体。1854年冬，玛高温夫妇先后移居厦门、香港。之后，他短暂地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游历考察。1862年，玛高温回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曾任随军医师。186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行医。1868年加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一边行医一边译书。他与我国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合作，翻译并刊印了《金石识别》(12卷)、《地学浅释》(38卷)，率先向中国人介绍近代矿物学、地质学和晶体学知识。而早在宁波时，玛高温就曾翻译印行了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电磁学知识和电报知识的物理学书籍《博物通书》、科普读物《日食图说》《航海金针》。在今日本长崎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上述3册图书的抄本点校本。

　　在华美苑主楼一楼大厅北墙上，镶有一块刻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华美医院历史碑。碑文记载：“玛高温医士……热心服务，救济贫病，历有年所。初赁佑圣观之一部以行医，继则就月湖书院组织医科，以西方医术训练本地有志医道之学子，造成医士及药剂师之人才。此外，复周游全省，于各埠创设施诊处，治疗疾病，尤专眼科。玛医士精通中文，熟习经学，著书多种，享有盛名。”

　　受派接任玛高温主持浸礼医局事务的，是德裔美国人StephenPaulBarchet，中文名字叫白保罗。白保罗1843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于1865年7月24日到达宁波。此前，1847年6月，已有美国人EdwardClemensLord（罗尔悌，也有译为罗尔梯）夫妇在宁波传教，同时协理浸礼医局（罗尔悌于1863年担任美国驻宁波领事，1887年因感染时疫在宁波去世）。白保罗善于交际，很快与地方官绅联系密切起来。他接手不久，就张罗着买地建房，将浸礼医局从佑圣观迁到宁波北门城墙外的姚江边，先是建造了有20张床位的男病室，相当于原来只有门诊部，现在有了住院部。几年后，在宁波士绅的资助下，又增建女病室，设置病床10张，并于1880年将浸礼医局改名为大美浸礼会医院。根据诊疗报告记录，在1880年至1890年间，浸礼会医院每年治疗的门诊病人超过6000人，住院病人超过250人。

　　1889年，白保罗因病离开宁波前往上海。1901年后，白保罗先后成为美国驻沪领事馆的翻译、领事。他于1909年病逝。现在上海市虹口区的新乡路，在1913年至1943年，曾经名为白保罗路（BarchetRoad）。

　　1889年6月，新的一批毕业生走出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这座医学院成立于1850年，是美国顶尖的公立综合性研究型医学院之一，以其开创性的研究项目和临床实践而闻名。这里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往往已被欧美大城市医院“定购”了。

　　成绩优异的JamesSkiffingtonGrant也在这些毕业生中。可是，他却接受派遣，前往万里之遥的中国宁波，接任大美浸礼会医院院长一职。

　　这位1861年6月21日出生于加拿大的医学生，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兰雅谷。

　　已经无法知道，兰雅谷最初确定去中国时的心路历程。在他偕同新婚妻子AnnieShandGrant（安妮·莎德）乘船远涉重洋的数十天里，他们想了些什么、讨论了些什么，有没有过对这一人生选择的怀疑，有没有过彷徨？但是，档案典籍记得、历史记得：自从投身于宁波的医疗事业，兰雅谷就把终身奉献给了这座城市。

　　到任不久，兰雅谷即以问诊细致、医术高超赢得了宁波人的钦敬。随着时光日积月累，兰雅谷心地良善、医德高尚的口碑更是广为流传。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给资金一时紧张的病人垫付费用。有时因为病床不够用，他就把病人带回自己家中救治，把床铺让给病人住。1915年，他把自己兼任宁波海关关医13年的俸金，全部捐献出来，“……鉴于病室之简陋，殚思竭虑，以求美备，遂将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兼任海关医员所得之薪金，捐建本院旧址之男病房及手术室”。地方士绅闻讯后深为感动，纷纷捐款助建。兰雅谷遂将大美浸礼会医院改名为华美医院，寓意中美两国人士友好合作。

　　兰雅谷还明确要求医院对贫困患者予以优惠，并不断完备落实细则。查阅档案资料，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修订的华美医院章程规定：门诊“药资量力酌收”，“倘遇贫病、急病、服毒，一概不取号金，以示体恤病者”，“星夜出诊及接收难产、救治服毒等症，医金照出诊表加倍，但赤贫者不在此例”，住院“小孩四岁以上十岁以下，概给半价”，“本院宗旨救济贫病，凡确是贫乏者，本院查明后当减其费，或竟免费，惟住普通以上病房者不在此例，所有减费、免费者一体照常人诊治，决无歧视”。医院还专门印制了赠送给贫病者的免费券。现存于华美苑院史博物馆中的“故院长兰雅谷先生劳绩纪念碑”记载：“先生殚心服务，日夜奔走于城乡各地……1919年至1924年，疫疠盛行，死亡枕藉，贫病者每致坐毙。先生怜之，先后在城乡筹设防疫医院，仆仆救治，活人无算，甬人皆额手称庆焉。”

　　1920年6月21日，兰雅谷六十寿辰庆典办得很是隆重。时任浙江会稽道道尹黄庆澜致词：“余与先生相识未久，而其仁心仁术得诸甬人士之口者，固已耳熟详之”“盖所贵乎寿者，非徒寿身已也，为其能寿人寿世也……甬民之所以为先生寿者，实惟先生之仁术致之，是先生之寿甬民，正先生之自寿也。”宁波报纸则连续三天刊登联名贺辞：“先生精于医学，植品端方，居心慈善。三十年前来华，即任北门外华美医院院长，专以救世活人为急……无不尽心竭力。”

　　人们口口相传，说兰雅谷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人。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看，他总是保持着微笑。是的，一名医生，一家医院的院长，始终沉稳地慈祥地微笑着，对病人及其家属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尤其对于突遭病患或经济拮据者，又是何等的温暖。微笑，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甚至不啻一剂“良方”。

　　就在兰雅谷六十寿辰庆典现场，宁波耆绅张美翊（字让三，曾入宁绍台道薛福成幕府任僚佐，两度出任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即校长，曾任宁波教导会长），发起了为医院购置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X光镜的募捐。兰雅谷把收到的生日礼金一一登记造册，扣除庆生宴会的费用外，余下的2026圆（银元）全部转赠医院。

　　1923年5月，兰雅谷获得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授三等嘉禾勋章。将这一专对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的奖项，授予一名外国人，堪为殊荣。

　　六十寿辰庆生活动，让兰雅谷深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他的尊重和真挚的谢忱，也让他感受到人们对先进医疗服务的热望。有这么多的病人需要救治，“原有院舍及设备实有碍本院前途之进展”，“诸事苟简，供不应求，竭蹶之状，时所不免”，兰雅谷萌生了建造一座医院新大楼的想法。

　　建造一座150张床位的医院大楼，要有土地，再要买建材，雇建筑工程人员，预计用度超过三十万银元。对于没有多少积累的华美医院，这是严峻的挑战。

　　既然起心动念，就付诸行动。一开始，先在宁波地区募捐。尽管华美医院向有热忱服务和急人之难的良好医风，各界人士解囊捐款不断，但毕竟所需款额巨大，“其时灾歉奇重，民不聊生，捐募前途良多困难”，仅宁波一地的捐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出去筹集。年逾六旬的兰雅谷接连奔赴杭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出以至诚，持以毅力”，“连年奔走，无间寒暑，足迹殆编国内”。仅上海一地，兰雅谷就多次往返：1923年8月2日上海《申报》报道：“甬埠建有华美医院，已历八十载……今兰博士大发宏愿，拟筹三十余万基金，以创设浙江无上医院。昨偕其高足任莘耕医生来沪筹募捐款。”1923年9月3日《申报》报道：“华美医院院长兰雅谷，副院长任莘耕，预定募捐三十六万，在中国募捐十二万，其余二十四万捐自美国煤油大王及外国教会。昨兰医士与任医士赴沪，开始募捐，有杜景三、朱葆三、周宗良、方椒伯诸君等各输巨款，时未二旬，已募得五万余元矣。”（后据《宁波华美医院征信录》载：所谓美国煤油大王及外国教会捐赠二十四万元，最终实际捐助到款九万元。）1923年9月7日至10日、1923年11月9日，《申报》又分别刊登了《宁波华美医院第一次鸣谢诸大善士》《宁波华美医院捐款代收银行启事》《宁波华美医院第二次鸣谢诸大善士》等报道。一次在上海期间，还发生过遗失物品之事：“敝院长兰雅谷君阳历十一月七日在上海博物院路下人力车时，遗失黑色皮夹一只，内有宁波华美医院捐簿五本，兰雅谷、任莘耕私章各一颗及信札等多件。敝院各捐款自登报日起，除兰雅谷或任莘耕二君面取亲手扦字来取外，如有执敝院捐簿或盖兰雅谷、任莘耕图章来取者，尽是冒领，务望一概止付，特此声明。”（见1923年11月13日至15日《申报》载《宁波华美医院启事》）兰雅谷事无巨细，奔忙匆促，于此启事中可见一斑。

　　1925年第349期北京《清华周刊》也刊登了关于宁波华美医院募捐的新闻：“本校日前接到浙江华美医院来函募捐，由曹（云祥）校长召集浙籍教职员，开一会议。当场由曹校长自认百元。其他三五十元者，均极踊跃。已集巨数。当拟分头代捐，随缘乐助。欲襄善举者，可将款项送交校长处代收。”

　　居住在浙江的外国人，也被动员捐款。由杭州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主办的1925年第2卷第1号《广济医刊》，刊登了兰雅谷向中西人士募捐的报道《宁波华美医院扩充之先声》。甚至在美国城市，也进行了募捐活动。兰雅谷特地画了一幅生动的劝募画：一个人挑着前后轻重各异的担子，前面的篮子上写着“外方捐款”，里面空空如也；后面的篮子上写着“中方捐款”，钞票已经填满，英文注释“帮助他平衡他的负担，他后面的篮子已经装满”。兰雅谷很懂得宣传造势，他这是通过舆论催促美国人，为在中国宁波建造医院捐款。

　　兰雅谷和华美医院人员奔走募捐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被记录在《宁波华美医院建筑新院扩充设备募捐经过情况》石碑上。碑文详细记录了各捐款人姓名和所捐金额，其中不乏当时浙江、上海乃至全国的名人政要。

　　兰雅谷和华美医院同仁“跋涉数万里，经营数寒暑”，在国内募集款额11.946365万元（见《宁波华美医院建筑新院扩充设备募捐经过情况》记载），加上在美国募集的3.4万元和浸礼会资助，以及医院原有资产12万元（医院大楼于1928年1月结顶后，为购买内部设施，医院再次募捐8214.5元），至此，为建新大楼收到的捐款全数为29.996025万元。正所谓锲而不舍，金石为开。

　　1924年起，宁波陆续开始拆除城墙。宁波城墙始建于唐乾宁五年(公元898年)，“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计十八里”。虽屡有毁建，但历代沿用墙基条石和外墙用砖都是上好的材料，如果就地使用，可以极大地降低建筑成本。华美医院抓住机会，提出以修建一段马路为条件，将城墙基地划转给医院。这件事从动议到落实，也花了一番功夫。1925年2月22日《申报》载：“宁波市政筹备处在十九日开评干联席会议，到者十余人。华美医院购买北门耳城基地案。议决：俟本处招标时，来处投标，现暂从缓。”直到1926年7月14日，在宁波士绅的不断协调下，市政筹备处举行临时会，讨论“华美医院拆城筑路草约”。医院与市政筹备处协议：“华美医院承筑东西环城马路及支路基地，赠予市政筹备处；城墙及官路的基地由市政筹备处赠予华美医院。将前项调换旧路基地六亩四分二厘七毫四丝，拨给华美医院永租使用。”此议“经众修正，通过”。这样，加上1923年1月购置的地块，建造医院大楼的土地最终落定。

　　还在1923年，新的华美医院大楼即设计完成。主持设计者是一位英国人，名叫GeorgeLeopoldWilson（乔治·利奥波特·威尔逊），他是1868年创办于香港的公和洋行上海分行的合伙人、总设计师。被誉为“上海城市名片”“远东第一楼”的和平饭店（原沙逊大厦、华懋饭店）就是威尔逊主持设计的。他还设计了汇丰银行大厦这座“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间最为壮观的建筑”。上海外滩现存的23幢闻名中外的临江历史建筑中，公和洋行上海分行设计建造了其中的9幢，威尔逊则主持设计或参与设计了其中的6幢。

　　威尔逊没有辜负期望——他设计的华美医院大楼十分大气，出色地融合了中西建筑特色。大楼的建筑材料来自城墙，长条石块作基础，上部为清水青砖实叠，一楼主大门以青石垒砌拱形门洞，门洞上突出的二楼阳台被复制成防御女墙模样，四楼屋脊顶覆黑筒瓦，两侧侧楼顶层墙沿用青砖垒成箭垛，仿佛古城墙再现……这，正是昔日宁波北城门的缩影。

　　经招标，1926年7月，上海孙余生营造厂中标建造华美医院大楼。在建设华美医院大楼之后，孙余生营造厂还承接了奉化溪口蒋氏祖居丰镐房扩建工程。应该说，他们的能力水平和工程质量，是靠得住的。

　　1926年11月5日，华美医院新大楼奠基仪式举行。英文版《上海时事》11月10刊登现场报道：下午2时许，工人们首先在老城墙拉好水平线，挖好地基位置，放好第一批石头。在一个建好的平台上，放着建筑所需的材料：沙、碎石、水泥和盛满水的盆、桶。围在平台四周的是医院各部门员工。第一批水泥由医师、护士、厨师一起混合……

　　那是一段异常忙碌、异常琐细、异常焦虑但又异常兴奋的日子。然而，距离大楼奠基仅仅85天——1927年1月29日，因肺炎急发，兰雅谷溘然长逝。“惜本院轮奂重新之日，正先生鞠躬尽瘁之时”，兰雅谷没有能够看见他倾尽全力筹建的新大楼落成，他永远留在了他工作和生活了近38年的宁波。

　　载着兰雅谷遗体的轮船从华美医院旁边的姚江顺流而下，转弯驶入甬江，直至江北岸，葬于宁波外国人坟地（约今白沙路与东草马路交界地带，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他妻子安妮和幼子旁边。安妮出生于1860年6月14日，病逝于1919年1月7日。兰雅谷的幼子1892年不幸早夭，离别人世时仅四个月大。

　　1930年4月，宁波城北姚江之滨，用宁波古城墙砖石建造起来的华美医院大楼及一幢三层华美护士学校校舍工程竣工。医院在4月3日停诊一天，举行落成典礼等系列活动，庆祝这一从1923年1月首次购地时算起、持续近八年的浩大工程。

　　《宁波时事公报》《四明日报》分别在4日刊登了庆典活动报道，称“本市北门外之华美医院，自开设以迄于今，已有八十年之历史，其成绩之佳，早为甬地人士所赞许”；“昨日四月三日下午两时，为该院举行新院落成典礼”，参加典礼的来宾“不下四百余人”。等到各项活动结束，“时已五时余矣”。

　　兰雅谷去世后，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1920年来到华美医院的医生汤默思（HaroldThomas）接任医院院长。1930年，兰雅谷培养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任莘耕成为华美医院历史上首位华人院长。1934年起，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的丁立成医生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至1952年。1951年10月，宁波市人民政府接管华美医院。1954年10月，经浙江省卫生厅批准，华美医院改名为宁波市第二医院。

　　走进总占地面积2032平方米的华美苑，庭院里树木成荫，大楼红檐青瓦，神韵灼灼。每当旭日东升，广玉兰树、香樟树的影子投射到墙壁上，金黄色、橘红色的光芒涌进窗户，洒满房间。江水日夜不停地迤逦东流，闪出细润的光泽，甚至有丝绸般的温情，流过城市乡村，流过岁月沧桑，流向东海太平洋……矗立在姚江岸边的华美医院大楼，静静地，守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