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取得了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让全球见证了中国力量，让历史见证了中国奇迹。

　　今年年初，本报推出《晒晒我家老照片》栏目，一张老照片，几百字，外加一段短视频，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小小的栏目，引发不小的反响，很多读者拿出珍藏的老照片，回忆过往，赞叹国家70年的巨变、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活动开展至今，我们共收到读者发来的数百张老照片。这些老照片，以小见大，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更是伟大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最好见证，每个人都深感自豪。

　　《新民晚报》推出“晒晒我家老照片”国庆报道，分时髦一族、时代变迁、家有喜事、独家记忆四个专题推出，今天为“家有喜事”篇。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图说：1980年在长风公园，小星嫂与丈夫一同划船 来源/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当时我只有22岁。那一年单位组织活动，去长风公园团建。那时的长风公园是团建必去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网红打卡地，也是小青年谈恋爱、劈情操的好地方。在银锄湖上划船是长风公园的经典游玩项目。

　　照片上，我坐在右边那艘船最后一排的最右侧，两艘小船上都是单位同事。我当时刚入职，对一切还算陌生。我们在银锄湖上划船，那时只有用船桨划的，人均一毛钱一小时。划船的时候，远远地看到铁臂山，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在那时认识了我先生，他就坐在我旁边。

　　虽说我们俩坐得近，但也一直没有互相说话。主要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不好，当时的他剪了个时髦的“三七开”，穿着当年流行的高领毛衣、西装配喇叭裤。我总觉得穿喇叭裤的男人让人感觉油腔滑调的，不正派。

　　在那天的划船过程中，另一艘单位团建的船突然靠了过来，照片上的前排同事兴奋地用手把那艘船拉得更近了，我心里一惊，有些害怕。这时，小星在一旁说：“不用怕。”还主动拿过我手里的船桨，帮我划船。在那一瞬间，我对他有所改观了。

　　30多年过去了，他不再年轻，肚子也略显圆润。但那些难忘的日子，都成为了美好的记忆。就像长风公园这些有回忆的地方，一直红到现在，始终没有褪色。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的夏天，中间那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花裙子，用后脑勺对着镜头的小女孩就是我，我是蔡小鸥，那年我才2岁。这是我们在海伦儿童公园的一次家庭聚会。照片上有我妈妈和姨妈，还有表姐、表哥们。我对着的那位就是我妈妈，她穿着一条浅色的旗袍裙；照片最左边，留着一个郭德纲式发型的小男孩是我的小表哥；最前面的男孩是我16岁的大表哥，那天他身着西装短裤、回力球鞋，一副书生少年郎的模样。那个年代里，家庭中的子女都比较多，逢年过节时，都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很是热闹。

　　那是暑假的最后几天，“郭德纲”就要上小学了，我姨妈提议全家人去公园热闹一下，也是庆祝他成为一名读书郎。这是我记忆里的第一次家庭聚会，特别开心。

　　那时候物资还比较匮乏，但大人们仍然想尽办法为孩子准备了面包和饼干，自己带了馒头吃。那时的面包还是用油纸包的，拿出来的时候，面包香味飘出来，隔着油纸的手指沾满了油。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那天，舅舅还淘来了当时的高级货——几罐午餐肉，我们几个小孩子吃得开心极了。那份美味至今还留在印象里。

　　55年弹指一挥间，几位长辈都已作古，兄弟姐妹也都在家安享退休生活。看看旧照片，不免感慨，今天的生活真是幸福。

　　我是罗仁驹，这张照片拍摄于1981年5月4日，是我和爱人在黄山的迎客松前拍的。

　　那天黄山上游客稀少，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当时在迎客松前，我找好拍摄角度，架起三脚架，和爱人摆好姿势自拍留影。现在迎客松前人山人海，树前还有栏杆保护，再也无法近距离拍照了。

　　当年去黄山旅游，对于很多人来说简直是奢望，这不仅牵涉到钱的问题，还要看有没有假期。那时我在南京工作，爱人和女儿住在上海。因夫妻两地分居，我每年能享受12天的探亲假和2天的路程假。1981年开春，我和爱人商量好，让她利用之前积累下的调休及两个周日拼了9天，一起去黄山旅游。

　　1981年5月3日早上7点，我和爱人在汽车站乘上了去黄山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大约花了12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我们才赶到黄山。现在从上海到黄山坐高铁只要两个多小时。

　　当时在黄山，吃饭、住宿条件都很一般，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黄山上住宿时，每次拿着自带的热水瓶去锅炉房装热水，要付5角钱。我们一路游玩至杭州后乘车返回上海。前前后后一共玩了9天时间，花了140多元，相当于我三个半月的工资了。虽然一路上很辛苦，不过我和爱人都觉得这次黄山自由行非常值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房子是牵动整个家庭的大喜事。这张合影挂在我家客厅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记录了1994年10月我刚分得新房时，大家庭笑逐颜开的场景。

　　我叫陈康瑜，这是我用机械相机捕捉到的镜头，老太太是我的丈母娘，还有我老婆姐妹五人，我给照片起了个名字——“五女拜寿”。当年已经52岁的我，从不到14平方米的老公房，搬到丽园路70平米新公房，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我根本不敢邀请岳母和太太的姐妹们来家里做客。14个平方米都不到的老房子，哪有十多人的立足空间？

　　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12个小家庭，他们都为我能分到70个平方米的新公房而高兴。拿到新房子之前的大半年里，我几乎每周都绕路去看这幢正在建设的新楼。尽管还不知道分到哪一套，但那可是前前后后三条马路中最靓的一幢楼，周围都还是破旧的平房。

　　新房装修得宽敞明亮，我记得共花了4800元，而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是700多元。搬进新居那天正好是岳母八十大寿，一场双喜家宴成就了这张喜人的照片。“五朵小金花，围着一朵老金花，大家笑一下！”我按下快门前说了一句俏皮话，在场的家人都分享到了我们搬进新房的喜悦。

　　这张八兄妹的合照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拍的。那时正逢农历新年，一家人齐聚，一起过年。于是大哥提议去拍合照，兄弟姐妹们一拍即合，就去了国营宜川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坐在前排靠左位置上的那人就是我，我叫潘金鳌；中间坐的是大姐、旁边是二姐；三哥站在后排中间，左右分别是二哥和大哥……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八人，我排行老七。

　　当时要拍这样一张合照很不容易，一来兄弟姐妹难得回家，只有过年时人才凑得齐；二来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照相机，拍照要到照相馆，价格很贵。

　　照片里我穿的这件带拉链的夹克衫在当时是时髦货，我的几个兄弟还在穿中山装，他们总是说我“要漂亮”。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我两个阿姐，在家里用烤过的火钳将头发刘海卷弯，也是追赶那个时候的潮流。我的嘴唇上有一道疤，2-3厘米长，是小时候为了和姐姐抢蛋炒饭吃，一不小心摔在水缸上留下的。主要那时家里饭菜油水少，一碗蛋炒饭算是改善伙食了。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用不愁，身体健康。兄弟姐妹人手一部手机，随手就能按下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还能在家庭群里相互分享。今年，大阿哥迎来50年金婚，我们大家都会去为他庆祝。

　　我叫江妙春，单位同事、今年90岁的董克明老先生珍藏着一份当年由陈毅市长签署的任命书。拿到任命书的当天晚上，董克明一家围在桌旁细细端详任命书，那一天，他激动万分。

　　1956年，董克明在市委党校学习一年结业后，从江南造船厂调至市手工业局。报到后不久，就收到由陈毅市长签署的一份任命书，任命他为市手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干部科副科长。要知道，当时他才20几岁，就被任命为副科长，一下子感觉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任命书字体竖排，顶部正中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特别庄重。任命书上有编号，为上海市第1415号。任命书的落款时间是1956年8月25日，上面盖着红色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印章。整份任命书上共两个印章，头部又是五星红旗，显得既隆重、又和谐。董克明将任命书视若珍宝，特意塑封好，一连三天晚上，都是抱着它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正是从这份任命书开始，董克明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懂得珍惜，想得明白，感恩生命的磨砺。6年前，他还加入了遗体捐献的队伍。这份任命书，它既是一份心愿，是使他不断砥砺前行的初心；更是一份嘱托，让他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张老照片，是在我上班路上拍摄的。我骑着的是当时永久牌最新款26英寸自行车。它是丈夫送我的礼物，这足足用掉了他两年多的存款。看我骑着这辆车上班，同事们经常羡慕地说：“马爱芳，你爱人对你线英寸自行车，俗称“老坦克”。但这车对姑娘们来说，是又重又吃力。而26英寸自行车的前车杠采用弯曲设计，能让我们轻松地完成“前上车”的动作。哪家姑娘能骑着一辆26英寸自行车上下班，可是最扎台型的了。

　　但这份礼物，价格可真贵。我记得，这辆自行车价格要120多元。那个时候，丈夫每个月工资才33元。作为家中长子，他要把三分之二的工资交给父母，补贴家用。每个月，他就从自己的吃的用的里，抠出4到5元当作存款。

　　得到这份礼物后，我每天都会骑着它上下班。当同事看到这样一款自行车停在学校里，一个个都羡慕坏了。再后来，我家门口公交车多了，自行车也慢慢地“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