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了4567天。在外界最关注福岛真实情况的几个时段里，福岛人却很少在社交媒体上露面。

　　十二年前，主要是因为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导致的通讯中断。如今，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早已被迫接受了当下的生活。

　　福岛县各村町的官员、作家和网红们不遗余力地分享着福岛的美食：“来自福岛磐城市新鲜捕捞的比目鱼非常有活力！经过辐射检测也是安全的！时令的海鲜真是太美味啦！”

　　一名居住在福岛县的妇女在连续诞下两胎夭折后，最终选择接受一切好好生活：“我的老公像个笨蛋，但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会离开他的。”

　　一名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受伤致残的残疾人，不满于政府的赈灾补偿，决定踏上从政之路，每天分享着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市场上架了新鲜的鲣鱼，我尝了感觉没什么问题，我受伤的那条腿今天不痛了。”

　　一名前往美国旧金山投奔亲戚养老的福岛人，曾在灾后因辐射而患病，她庆幸于自己当时离开家乡的决策：“还好我当时发现得早，不然估计也活不到今天了。”

　　当然，还有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似乎很少有福岛人在乎今年8月24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的决定。连福岛当地的电视台和几家地方媒体，都大多只有标题写着“开始排放”“检测安全”的寥寥几条相关报道。

　　曾两次前往福岛进行田野调查的前东京大学研究团队成员京子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福岛人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复合型灾害，核辐射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唯一问题。”

　　走出位于福岛县双叶郡富冈町的JR（日本国铁）夜之森车站，就能看到标记辐射禁区的“返回困难区”警示牌，以及随处可见的辐射检测公示牌。

　　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双叶町与大熊町仅有20分钟的车程，铁丝网外的生存禁区，仍然能看出12年前的模样。玻璃窗户上蒙着灰尘，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倒在路旁，无人打理的爬山虎已经长到了屋檐。

　　但写着“理想乡”、“核电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几个巨大的宣传标语仍然清晰可见。

　　年过七旬的福岛人幸子奶奶，儿时曾到东京读小学。她回忆自己曾在开学时得意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乡：“我来自福岛，我们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核电站，全世界都有名。”

　　曾著有《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的核灾难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浦洛基在他的新书《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全球史》中写道，“自1958年起，福岛县政府就开始力争在该地区建造核电站，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当时，日本最大的民营电力企业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同样十分欣喜，因为福岛的沸水反应堆是它冒险进入核工业领域的初步尝试。”

　　当年的福岛县，还是一个不富裕的农业大县，因盛产大米、“晓桃”和“丰水梨”而出名。

　　1967年7月，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联合设计、建造、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距离东京东北方向约225公里的大熊町和双叶町之间动工建造。

　　地震前，福岛是同时拥有水电、火电、核电的日本第一大发电县，供应了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这四个地方1/3的电力消耗。

　　地震后，不仅仅是福岛，日本的多个核电站在争议声中被陆续关停。截至2022年底，日本17个主要核电站中只有6个在运营。

　　与外界常见认知不同的是，福岛人对2011年3月11日那场灾难的深刻记忆不仅来源于核电站。许多福岛人最早、最直接的印象，其实是高达里氏9级的东日本大地震和随后的海啸。

　　“3.11”东日本大地震高达里氏9级，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也是自1900年现代地震学开始有记录以来，世界上第四强烈的地震。

　　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福岛县浪江町請戸小学教室中的桌椅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平时经常进行地震演习的师生们训练有素地躲在了桌子下方，直到6分钟后，地震才平息下来。

　　同一时间，56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也惊魂未定地从办公桌下钻了出来，他第一时间确认了反应堆的状况。下属报告称，“一切正常，站长。”

　　这是3天内的第2次地震，此前的3月9日，日本刚刚遭遇了7.3级大地震，当时福岛第一核电站就安全地挺过了地震和海啸。

　　在当时，更加担心海啸威胁的，反而是請戸小学的师生们。这所小学距离海岸线米，校长在海啸警报发出前就组织学生撤离。等到师生们徒步走到大平山上避难时，汹涌的海浪已经涌进了学校。

　　請戸小学校门口，楼梯围栏上标注着当年海啸袭来后到水位。（图源：受访者供图）

　　事后有人形容道，“海浪发出很大的声响，那种气势好像沙尘暴那样，感觉是只有梦里才能见到的场景。”

　　下午3点35分，浪高超过13米的第三波海啸越过防波堤，淹没了沿途的一切，包括应急水泵和紧急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跳闸了！”1号和2号反应堆联合控制室的一名操作员喊道，“我们完蛋了！”吉田也慌了，他立即请求东电总部调来发电车和消防车支援。

　　很快，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得知了福岛核电站的状况后，立马喊道：“快去找懂技术的人来！”

　　下午8点50分，福岛县自行采取了预防措施——疏散核电站周围3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但同样经历地震和海啸的当地，受灾情况不亚于核电站。

　　幸存者们刚刚还庆幸于自己的劫后余生，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躲避核辐射的威胁。破碎的公路上挤满了逃离的民众，而对向车道上想要支援核电站的救灾车辆，也被堵得进退两难。

　　但通上电后，吉田却惊恐地发现，由于没有供水，1号反应堆内部的铀燃料包壳已经开始熔化，安全壳已经有爆炸的风险。

　　3月12日凌晨5点44分，菅直人下令，疏散区的半径从3公里扩大到了10公里，并决定亲自到福岛查看情况。

　　睡梦中的請戸小学师生们，在避难所被叫醒撤离。一天后，他们再次收到通知，要求继续撤离到距离核电站20公里外的地方。

　　由于受灾严重，避难所外的民间通讯基本中断，有些福岛难民直到在日本政府支援避难所的物资中领到碘片，才意识到福岛第一核电站出事了。

　　尽管今昔对比令人唏嘘，但2011年的那场灾难对福岛的影响，如果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可能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大。

　　福岛县居民从2011年的202万人，减少到2023年的177万人。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逐年减少的大背景下，福岛县又经历了新冠疫情，地震和海啸也导致数万居民迁出。综合来看，福岛县人口减少速度并不算突出。

　　夜晚，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村町仍然有不少灯光，主要是驻扎在附近处理善后工作的工人。（图源：福岛县政府）

　　作为日本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福岛县的面积为1.38万平方公里，是日本第三大县，面积约等于两个上海。而目前仍然被划为“返回困难区”的辐射污染区约有337平方公里，比宝山区略大，仅占福岛总面积的2.44%。主要位于双叶町、大熊町和浪江町，而福岛县内较为内陆的地区受到的直接影响则更小。

　　对没有受到影响的大多数福岛人而言，那场灾难不过是偏远地区12年前的一段久远记忆而已，不至于到今天仍然牵扯他们生活中的过多精力。

　　目前仍然不允许住人的区域约占福岛县总面积的2.44%（图源：福岛县复兴厅）

　　在福岛的农产品和水产品的风评方面，尽管外界普遍认为其争议缠身，但根据2022年日本消费者厅的调查，日本消费者“因辐射而不购买福岛食品”的比例从2013年调查时的19.4%，逐渐下降到2022年的6.5%。

　　这意味着，不少日本消费者已经基本接受了福岛食品。对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价格仍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以价格普遍较高的日本水果为例，东京人小野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和身边的朋友们都不介意福岛的桃子，主要是因为便宜，500日元能买两个（约合单价人民币20元一个）。

　　“我想尽可能多地吃日本东北部的食品，我经历过地震和核事故的混乱，所以我不在乎处理水的影响，我想为当地工人做出一点贡献。”37岁的伊藤正彦与儿子从仙台来到福岛县常磐市购买海鲜时对NHK表示。

　　经济方面，福岛县在全日本的排名也与灾前无异，每年都徘徊在43个县中的第20名左右。

　　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双叶町，在核事故后被勒令全镇疏散，全町（对应国内街道的行政级别）如今85%的面积仍然是“返回困难区”。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截至今年8月1日，这个灾前约有7000名居民的双叶町仅有86人居住，约为灾前的1.2%。有6000多人居住在町外，其中56.1%的人在返回意向调查中回应称，决定不再返回。

　　同样是离核电站很近的大熊町，仅居住有936人，达到事故前的一成。浪江町仅住有1917人，刚超过事故前的一成。而在当年受疏散影响的福岛县15个市、村、町中，至少有8个地区的人口已经恢复。

　　尽管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但后世的众多严肃资料研究中有一个共识——福岛核事故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如果福岛核电站没能将反应堆冷却，导致任意一个反应堆熔毁或直接爆炸，那么福岛核灾难的规模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两三倍。不仅大片土地会成为不毛之地，海洋水体中流入的辐射量也无疑会高出如今几个数量级。

　　当然，真正引发恐慌和争议的，是福岛将产生的八成辐射排给了大海，留给了全世界。

　　事实上，直到事发14天后的3月2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6座堆芯温度才稳定下来，那时东电和日本政府才有空开始考虑核污水如何处理的问题。

　　在这之前的两周内，预估已经有10万吨无暇处理的高放射性核污水流入太平洋。当时核电站有工作人员测到，核污水辐射量读数高达1000毫西弗/小时，达到当时测量仪表的上限值，后有读数称测到600-800毫西弗/小时。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安全辐射剂量限值，为高出环境辐射1毫西弗（mSv）/年（1mSv=1000μSv），约为0.1微西弗（μSv）/小时，相关从业者的安全标准为50毫西弗/年。

　　中国国标的规定更严，要求相关从业者每年不得接受超过20毫西弗的辐射量，紧急状况下不得超过一年50毫西弗的辐射量。

　　也就是说，3月11日后的那半个月内，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污口的辐射量，最高接近普通人安全建议值的10000倍。而今年8月24日引起舆论恐慌的处理后核污水，辐射量为0.022毫西弗/年，接近当初最大值的4亿分之一。

　　少量的辐射或许不会危及人类的健康，但过量的辐射会对人体会产生健康影响、伤害、致病、甚至致死。

　　有一个学界公认的事实可供人们寻找安慰——人类活动所排放的辐射，低于我们一直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已有的本底辐射（即背景值）。

　　全球平均的本底辐射约为每人每年2.4毫西弗，日本和美国居民生活在平均每人每年3.1毫西弗的本底辐射中，这主要是由于医疗体系的发展。例如，一次X光胸透大约是0.1毫西弗，一次心脏血管造影CT大约是20毫西弗。

　　另外，乘坐飞机也会增加辐射剂量，每乘坐一小时的飞机会多受到0.005豪西弗的辐射。而福岛核事故的辐射又仅仅为切尔诺贝利的十分之一。

　　即便如此，在绝大多数时候，科学不足以平复人们的恐慌，特别是由已知事实所引起的恐慌。

　　例如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他是在福岛核灾难现场逗留时间最长的人之一，接受的辐射总量早就超过了50毫西弗的安全上限。直到2011年12月确认所有反应堆全部完成冷却停堆后，他才因食道癌卸任。而当时，东电并不承认吉田的癌症与高强度辐射有关。最终，吉田于2013年7月逝世，享年58岁。

　　2011年这场复杂灾难的严重程度也给外界留下了许多误解——福岛县至今仍存在的众多难民和人口流失不只是因为核辐射疏散，地震和海啸从物理上已然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海啸的威力可以在被挤扁的消防车上看到。（图源：东日本大震灾-原子力灾害博物馆）

　　京子指出，即便在福岛县内，靠海的和靠内陆的人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生活。

　　地震发生后，靠海的居民遭受海啸和地震的双重打击，家园已经被摧毁，只能在避难指示下迁往内陆。在福岛核事故上了新闻后，许多内陆人开始排斥从海边潜在污染区逃出的难民。

　　灾难发生一年后，根据官方统计，总共有16.5万人得到了重新安置，另有居住在疏散区之外的2.6万人自愿离开。

　　2011年4月的日本法务省文书指出，福岛县有很多难民遭遇了宾馆拒收、加油站拒绝加油的待遇。

　　即便到了2016年，针对福岛县难民儿童的校园霸凌事件也高达上百件。一些孩子们将福岛人称作“细菌”，而有偏见的成年人则认为，得到了东电和政府赔偿的福岛难民是“税金小偷”。

　　福岛是日本重要的大米产区，还盛产桃子、牛肉、柿饼和青椒，水产方面，福岛最出名的水产被称作“常磐物”，包括鲣鱼、比目鱼和安康鱼等。

　　居民可以分村町（日本最小行政单位）和检测日期，来查询空气、降雨、海水、自来水等环境放射性物质浓度。每个村町的学校、儿童福利院、公园、景点、市民活动中心、渔场等几十个地点都每天都会公布监测报告。不仅如此，官网上还开放了农林水产品中放射性物质检测结果的查询渠道。

　　福岛县政府官网上有极其细密的食品辐射监测报告可供查询。（图源：福岛县政府）

　　37岁的公司员工铃木仁美表示，“政府说这些东西是安全的，我自己吃是没关系，但要是给孩子吃，我就有点担心了。”

　　京子所在的研究团队调查发现，福岛县主要特产的销量已经在2018年恢复了七至八成，但是特产单价的恢复十分缓慢。该团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流通层面的结构固化。核事故发生后，福岛产品的市场份额已经被替代，许多进货商已经用其他地区的物产替代了缺口，如今没有动力再换回仍然存在舆论风险的福岛产品。

　　据央视报道，8月24日，央视记者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约6.5千米处用辐射仪测试，显示结果为0.1微西弗/小时，为普通人接受的正常安全值上限。沿途则测到最高值为2微西弗/小时，已经达到职业暴露的安全上限。

　　京子曾在2021和2022年两次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参观，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那段经历。

　　京子表示，两次到访的体验没什么变化。除了核心除染的工作人员，福岛第一核电站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需要穿防护服。

　　“进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辐射量监测设备，这个设备不是监测实时辐射量的，而是检测一段时间内积累在身体表面的辐射量。因为一时高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积累在身体表面的辐射量超标的话才有危险。整个过程在里面大概待了4-5个小时，读数是0.01微西弗，这个数字远小于坐一次国际航班，所以我才安下心来。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值，无法平复我的所有担忧。”

　　富冈町一处停车场，辐射监测仪显示此处辐射为0.188微西弗/小时。（图源：社交媒体）

　　置身事外的学者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在公共设施的辐射公示牌对普通公众的安慰作用可想而知。

　　48岁的植木弘对政府的安全承诺持怀疑态度，他在灾后举家搬到长野县，而他的父母留在福岛县。“首相说事故已经结束，但在核电站关闭之前我永远不会感到安全，这也许需要100年。”

　　46岁的佐久间是最早一批返回福岛县中部郡山市的人之一，她不想让年幼的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接触受污染的土壤或水，所以决定每天背着他们上学。“我希望孩子们能在泥土中玩耍、摘花，但我很害怕。”

　　事故发生后一年，郡山市是环境辐射值高于背景值3至5毫西弗/年的地区之一，但该镇从未被要求疏散，2022年郡山市的辐射水平已稳定在1.5毫西弗/年。

　　而那些家乡仍然被划为“返回困难区”的人们，则根本回不了家。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制，祖上大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福岛人更是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随着返回困难区逐渐开放，警示牌被放在博物馆中。（图源：东日本大震灾-原子力灾害博物馆）

　　在“东日本大震灾-原子力灾害”博物馆内，有一堵墙贴着正反双方的“辩论”：一边是“父母的祖坟还在那里呀，那片土地是证明我活过的地方。”另一边是“重建机构叫我回去，是让我去死吗？”

　　初到返回困难区外缘时，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京子也曾心生疑问，这样的地方还有必要重建吗？

　　但后来，她看到了资料馆中那些当时留下的珍贵照片——避难所中的人们为新生儿的诞生而哭泣，即便在那种环境下，素不相识的难民们也还是会给男孩、女孩们办成人礼。

　　2011年因地震和海啸撤离前，浪江町請戸小学黑板上有学生用稚嫩的笔迹写下，“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们只是生在福岛的平民，是天灾和人祸的受害者，他们有什么错呢？”京子心想。

　　2019年9月，东京地方法院裁定，针对时年79岁、已退休的前东电会长胜俣恒久和两名前东电副社长的刑事指控罪名不成立。

　　在民事诉讼方面，东电目前已经赔付了总计10.59万亿日元（约合5266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也给受灾者拨款重建家园。

　　如今，相关的赔偿追诉还在继续，返回困难区的表层土壤被铲走，建筑物被高压清洗，夜之森公园换上了新的路灯，富冈町的樱花树每年已经照常开放，甚至能吸引不少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