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镇二中153班的刘润芝从学校最后一段楼梯上摔下来时，这所学校对她来说还有些陌生——这是她正式成为一个初中生的第20天，她最惯常的动作是从紧邻正楼楼口的班级出来，左转下楼，走下14级台阶，再转过来下另13级台阶——9月23日傍晚，她在推搡的人流中习惯性地迈步下楼时，灾难正等在下面。
其实，死去的21个孩子和受伤的另外46个孩子和刘润芝一样，他们上学、放学，沿着既定的路线，循着大人们为他们准备的生存空间一步步朝前走，在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下生存。
在中国北部内蒙古乌盟的这个不大的县级市里，所有宏观的东西、国家对教育的一系列制度性规范、政府的一系列教育政策……这些似乎大而抽象的东西，都直接而现实地由当地的大人们操作着，一个个小小细节在黑暗诱因下直接把孩子们拖向灾难
刘润芝走出教室时，她不记得与同班的楼晶晶相距多远，但是两个13岁的女孩现在已经生死相隔。
刘润芝和楼晶晶都瘦瘦小小的模样，和学校里其他学生一样，9月23日最后一遍铃声在晚上7点钟准时响起，她们的一天结束了。
这是紧张的一天。9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5天后开全市运动会，运动会后是国庆节。丰镇二中为这一系列的重大“节日”制订了从9月23日到10月4日“双周计划”。9月26日丰镇二中复课时，记者在原副校长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了这份刚实行一天就流产的计划，在“主要内容”一栏中，引人注意的是这样的字样:“工作重点:认真准备运动会。”
“这很重要。”9月24日晚临时升任为丰镇二中副校长的刘旭说，“各学校都要参加市里的运动会，几乎成了一个传统。各校要出花鼓队、运动员必须投入到训练中去。”双周计划内没有写“加课”，但这显然是必须的，“要保证升学率，竞争也很重要。”一位老师说。
当时比平时晚55分钟放学的学生们都急着回家，正楼和东楼两个楼道很快挤满了学生。楼道很窄，出事三天后，二中教务处的张绪福和几个老师专门做了试验:三个大人并排下楼，他们发现几个人几乎肩膀挨着肩膀。9月23日那天，有近1500名学生同时冲向楼道。
丰镇二中初一七班（155班）班主任宋艾在下课几分钟后就感到了这种拥挤，“在154班门口，我看到153班旁边的楼梯口学生很多，我就绕到东楼下去了”。
说话急而快，有着当地人的朴实和热情的宋艾向记者回忆时，他的情绪还好，复课让他从几天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不过随着“9·23”专案组和学校各种调查的展开，他与其他老师一样都显得烦躁而压抑。在宋艾转身走到东楼过程中，刘润芝和楼晶晶惊恐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
乌盟宣传部副部长王中青建议记者引用建设部专家的话说明出事原因:由于挤压，致使一楼休息平台以下部分楼梯扶手栏杆“平卧”。不过，王中青说他们向领导汇报时，用了更通俗的“躺卧”。
“躺卧”的楼梯扶手9月25日傍晚被抬出学校，扭曲的护栏在四个民工手中松松垮垮地颤动，与护栏上发白的天蓝色一样，让人立刻生出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在当时，没有窗子可以透进光线的楼道里，惟一的一盏灯也没亮，护栏于是成了学生们可以施加重量、保持平衡的重要载体，推搡中，靠近护栏的学生的身体重心全部压在护栏上，最下面一段护栏终于随着这向外的力量倒了下去。
借着别人手电筒的光，宋艾曾看到了这生死一瞬的场面。他说，在几乎与楼梯平行的护栏下面，学生们横七竖八地压成一堆，“我听到学生们不停地喊‘救命啊！’‘老师啊，救救我’……另外一些学生拼命往出拽人，有的人不停地喊‘快往上 ！快往上 ！’……”
还有一种声音是尖锐的哨声。口哨是教劳动技能课的段鹏飞老师在操场上指挥花鼓队学生的，黑暗中，口哨声穿透了所有的嘈杂，成了传递危险最有力的信号。事后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就是这哨声阻住不停涌向死亡的人流，随后，段鹏飞脱下皮鞋，用鞋底奋力打已经垮掉的栏杆。
被压在最下面的楼晶晶已经命如游丝。9月25日傍晚，楼晶晶和另两个孩子的尸体停放在丰镇市医院，伴着浓重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记者在这座已经完全瘫痪的医院里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走过去，孩子的尸体、痛不欲生的家属和空空荡荡的医院与消毒水的味道混在一起，充分地展示着死亡的气息。
“你怕不怕？”楼晶晶的亲属边掀尸体上的布边问。孩子被修饰过的脸并不让人觉得恐怖，但是当布褪到她的眉毛以下时，两颊深重的黑紫色就触目惊心地愈来愈重。孩子的母亲说，楼晶晶的背上颜色更重，“别人都压在她身上，孩子喘不过来气啊！”“还有这儿、这儿，”母亲的手快速地在尸体上比划着说，“都是别的孩子挤的、踩的……”
楼晶晶的父母晚上10点钟才找到她的尸体。最初，窒息而死的13个孩子的尸体都停放在丰镇市医院一楼大厅中。在大厅四根柱子下，尸体分三堆停放着，刘林杰——刘润芝的叔叔和家人闻讯跑来时，他们已经寻找了近两个小时，“那时所有的家长都在找自己的孩子，我们进来时，看见有的孩子的尸体用衣裳盖着脸，有的家长抱着孩子的尸体哭，我们见到女孩子就把脸上盖的衣服拽下来看……”在刘润芝已经脱离危险后，刘林杰压低声音对记者说:“慢慢地闭上眼睛想一想，当时只顾着找自己的孩子，对那些死去的孩子们，我们真有些愧疚。”
刘润芝是活着的孩子中病情比较严重的，她和其他等待救治的学生从晚上7:30起被陆续送进丰镇市医院。参与抢救的大同第三医院李海潮副院长说，在他们赶到之前，又有8个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
笑称是“自封的档案员”的丰镇二中教务处张绪福老师说，按就近入学的规定，二中的生源主要是土塘小学、武仓小学和顺城街小学的一部分学生，从生源供应的角度，二中的学生数量相对稳定。只是到了去年，二中的生源数量突然间骤增。
骤增人数直接反映在教室的拥挤上。在初一的155班、154班，记者看到学生的桌子直接堆到门口，有的黑板和书桌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一年级最多的一个班有93人。”张绪福说。刘旭记得国家规定的标准是初中一个班级是45～50人左右，好一点的学校要超一点，二中几乎超了一倍。另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媒体报道说，二中教学楼只能容纳800多名师生，但丰镇二中人数增加到了1509名。
“9·23”专案组也来向张绪福要学校学生的统计数字，因为有一种说法是，二中三个年级共有19个班，在册学生1509名，但有些老师擅自招收学生，使学校实际人数为1563人，超员显然是祸因之一。
记者从去年的资料中计算到的结果是，2001年3月，二中初一3个班共279人，初二3个班232人，初三人数最多，6个班共有533人。现在情况显然是倒过来了，初一8个班，初二8个班，初三4个班，还有一个补习班。而今年在册人数比去年增加了465人。
在这些单调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升学率的高低。新任副校长刘绪福说，“丰镇市最近几年不准搞升学率调查”。不过这种规定显然只是规定。记者无意中看到原副校长桌上的一张“丰镇2002年质量测试初一（30%）年级成绩统计表”。仅从表上语文数学等“三科平均分”一项，各校的实力高低就可一目了然:二中为257分，六中262分，高居全市几所初中之首。相应的，二中的1500多学生也不是全市市区几所中学中人数最多的，最多的是六中，有人说六中几乎达到1700人。
升学率直接决定各校学生的供给。张绪福说:“年年学生在学校之间互相转来转去，慕名而去。今年137班由五中、六中转入四个学生。再比如四中前两三年因为有一两个出名的老师，学生多些;这两年升学声誉不太好，去的人也少，就是因为升学率不高。”
2001年无疑是二中的角色有所变化的一年。先是在乌盟举行的语数英对抗赛中，参赛的丰镇二中“考得特别好，一等奖、二等奖拿了特别多”;紧接着在去年的高考中，二中又跃升为丰镇升学率最高的学校，张绪福说由此在丰镇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全盟属丰镇好，丰镇属二中好。”
追求优质教育的学生和家长纷纷把目标对准了二中，通过各种关系打破“就近入学”的要求。
丰镇一中老师李彪提醒记者注意乡村中学撤并带来的变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到城市，他们的子女也随之迁走，农村学校“小而散、小而全”的体制受到冲击——小学生源的减少和初中高峰的到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成了大问题，全国的中小学规模布局都面临调整。丰镇也是同样的情况。刘旭说，丰镇教委有一个统计说明，这几年市里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减，伴随而来的是学校也在逐年递减。“80年代中期，我们这里有三所高中，其为生源少，逐渐缩到现在只有一中一所高中，有些高中还变成了初中。”
李彪以他亲属的孩子为例说，丰镇市下面的乡中学随着小学的缩小也撤并了，本来应该走5里路上学的孩子现在要走20里路到新学校去读书。可能孩子走20里路就到了市里，同样住校花钱，城里的教学质量显然要高于乡里的中学，所以刘润芝、楼晶晶这样的孩子都选择了在二中上课。
“我们二中在丰镇的东边，再往东去的几个乡里的孩子大部分都到二中来上学。”张绪福从80年代初就在二中工作，很熟悉情况，“他们选二中的另一个理由是，二中是‘文革’前建校，年头在这里最长，所以也有一些比较负责的老教师。”
在二中，张绪福说没建楼时没人住宿，盖新楼后有133人住宿。而对农村学生而言，有宿舍和食堂的学校更有吸引力，也是吸引生源的一个途径。
“现在人是第一资源”——一位年长的老师不以为然地重复着前任校领导的观点，“不管是村里来的还是城里来的，他是想尽办法都要”。
供给和接纳，学生和学校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链条，只不过这个链条有巨大的裂缝。
不知是否升学率的原因，2001年，胡振宇由二中的校长升为一中的副校长。胡振宇的名字还出现在《世界人物辞海》网络版上，关于他有这样一段介绍:1981～1993年在丰镇一中任教，1993～1996年在五中任副校长，1996年9月至今在二中任副校长。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校长之间的人事变动还有，六中副校长樊启顶替胡振宇成为二中校长。这是个被认定为“严重渎职”的校长。据报道，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应该带班却不在岗，而是与教委、本校和其他学校的18位老师，在丰镇市春江饭店喝酒。春江饭店在事故发生后，成了公安局办案人员的集中居住地。后来学校老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学校发生了重大事故，要求他立即返校，“他却安排与其一同喝酒的副校长回去先看看，自己仍在喝酒。直到副校长返回学校，看到惨不忍睹的场面后再次给他打电话，他才赶到学校。”
在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就有消息说，丰镇二中校长樊启、副校长邢志强、政教室主任贾四民、生活安全保卫老师吕全有因涉嫌重大事故渎职等罪，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不过时间倒退回一年前，二中确是蒸蒸日上，而且，被市里人认为很“豪华”的教学楼也在那时投入使用。
去年9月落成的新教学大楼在主干道马桥街的方向看去是“ ”形，建筑面积5370平方米。学校的门修得很气派，楼里还有磁卡电话，图书馆、试验室也一应俱全。这样的一栋大楼其实远未达到校领导的满意程度。张绪福说:“原来的设计是要盖一座四层的教学楼，盖着盖着没有资金了，就减到了三层。”
最后教学楼实际上只有二层，北面是办公室和学生宿舍，东面是教室。楼还是三层楼高，只是最下面一层楼完全变为商用。这样的商用店面房大约有20个左右，主要以汽车配件、汽车修理一类为主，也间或有些美容、小吃店。有些店面的门脸始终没有开起来过，知情者说，这样的房子就是没卖出去，没卖出去的房子也有相当数量。
学校出事后，校门口始终有很多人围观，迅速地传递着各处传来的小道消息。开汽车配件的人们也无心做生意，他们隐隐感到他们正一点点地卷入到事件之中，毕竟他们的楼上就是学校。一个开汽车配件店的老头眼睛闪着狡黠的光，他拒绝告诉记者他的姓名和具体店铺的位置，只是一边大口大口地喷着烟圈，一边反复地说他从学校手里买下这房子，已经跟学校没有关系了。
“我这房子每平方米2100元买的，合同都在家里放着呢。2001年1月13日开始营业，北面那儿有的2000年11月就营业了。买下16.2平方米的门市房的老头和其他店主一样，因为学校门前就是208国道，来往车辆很多，因而觉得在此做车的生意还有利可图。北面一侧的商品房有些又转包出去，每月3000～4000元不等。”
卖房的生意并没有给二中带来直接的富裕。张绪福说，“建这个楼是要靠卖房还债的”。刘旭记得，在1999年前后，丰镇市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建设，有一个背景是，1998年12月28日丰镇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
地处丰镇市东入口的二中显然要为城市改造让道——在张绪福给记者画的草图上，丰镇最繁华的马桥街因为有二中占地，使街路无法笔直地与208国道交叉，因此市里投资一部分，学校自筹一部分，加上其他资金，开始兴建这所新的教学楼。
惨剧发生后，教学楼未经验收就投入使用一事被揭发出来。一年前学校老师们就知道此事，对于学校这样不负责的举动，他们向记者讲述说，新教学楼开工时，学校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新教学楼的地基打起来时，原来的老校舍和家属房纷纷被拆掉。过去的五六排平房都是教学用地，部分被拆除后，整个一个年级的学生都挪到一个进修学校去上课，留在原地的很多班级都合并成了八九十人的大班，那时初一一个班就有99人之多。教室紧张，没有操场又成了另一个难题，“学校基本上没办法管理”，张绪福说。
在二中对面，线条很柔和的薛岗山上很突兀地立着一块碑，当地人解释说这是很早就有的烈士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对面，在二中新楼立起一年以后，也成了孩子们的殒命之地。
乌盟宣传部副部长王中青向记者证实，这次事故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
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专案组工作人员说，酿成丰镇二中这次学生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管理混乱，尤其是安全管理不落实。有报道说，事故发生地的楼梯12盏灯1盏没有灯泡，11盏不亮。事故发生当天下午17时，有老师向校长反映灯泡照明问题，校长以“管理灯泡人员不在”为由，没有及时处理。而在当天没有照明的条件下，学校也未安排老师在楼梯口值班，疏导放学的学生。
接受记者采访时，新上任的二中校长赵有钱在谈到二中的“管理问题”时，说出一个十分让人震惊的观点，他说问题出在管理者没有住楼房的意识，而丰镇全市的百姓根本就没有住楼房的观念。
有趣的是，赵有钱原来在六中专门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而且他很自豪:“六中的管理从制度到规范都落实到人头，这里要啥啥都没有。”而他自豪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六中他负责管理楼房——学校的宿舍楼。
从二中所在的东口进入丰镇市，马桥街两侧的楼房一字排开，没有一点空隙;清一色的偏白色调，高度也都是三四层高，没有错落。不过赵有钱倒是提醒了记者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些楼都很新，“丰镇市的楼房是这两年才有的”。
丰镇是华北地区的重要电力能源基地，“地方财政相对较好”。从整个乌兰察布盟各旗县市来看，去年有一个报道说，工资水平超过全盟总体水平的只有两个城市，丰镇市11200元，集宁市9353元。内蒙古的落后在丰镇市的表现更多的是让人觉得悲哀。
不过“没有楼房意识”几乎可以被理解成托辞。记者9月26日下午在学校的食堂采访赵有钱时，笑问能否将灯打开，以证实这里的灯不是坏的。结果发现这里的电源开关实际上是裸露在外的两根电线，而且食堂也是平房。
张绪福也抱怨说，9月23日晚上加一节课的事他根本不知道，而按管理程序说，课程表、时间表一类的东西是应该报到教务处来的，而且张绪福还负责一星期查一天课，看一下是否按既定的课时在运转。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赵有钱的话，可能让人感到更大的忧虑。9月26日快放学时，在记者采访副校长刘旭的半小时时间内，学校电闸就跳断几次，采访也不得不中断了几次。刘旭后来告诉记者，其实在9月23日出事后，学校更换了三十多个新灯泡，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发现，新换的灯泡中又坏了7个。“这是线路设计的问题”，他说。这样说来，“9·23”发生的一切，就是注定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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